农民工的状况确实有一定的改善，这一点必须看到。但同时，农民工面临的问题依然非常复杂。比如，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依然比较低等。引导和帮助老百姓依法维权，这是避免矛盾激化的有效举措。轰动事件带来的只是个案的解决，而不是制度改善。在制度改革方面，期待农民工的维权程序能更简化，维权成本更低，维权渠道更畅通，结果更公正。很多简单矛盾纠纷的演化，关键原因就是人民群众合法的利益诉求，从最初就被忽视。这类案件，越早处理越简单、成本越低。

现代社会，儿童不仅是家庭的，还是社会的、国家的。未来长远来看，国家应该承担更大义务。西方发达国家建立了非常完善的普惠性儿童福利制度，我国是发展中国家，有必要尽快建立以普惠型为基础、以补缺型为重点的儿童福利制度。比如说，义务教育就是普惠，补缺是什么呢，如果父母无力抚养或虐待孩子的话，国家应该迅速补位，有专门的庇护所，妥善照顾孩子。2004年北京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规定了“庇护所”这个内容，但直到今天也没有建立。他期待，儿童保护方面的立法能更科学、更完善。尤其注意两个问题：一、建设一个科学系统的顶层制度设计；二、立法应更具可操作性，让基层政府、司法机关更便于使用。

2000年、2001年是他最困难的时候，做公益的启动资金是前3年做商业律师的所有个人积蓄。2001年欠下几十万元外债，最后不得已把家里贷款买的170多平方米的房子卖掉，继续进行法律援助。因为对公益事业，他坚持两个理念：第一，不应该单以悲壮的色彩感动社会；第二，公益不是单纯的造势运动。

专职公益律师要面对侵权者的威胁恐吓；更要习惯同行高收入的刺激与诱惑。但他认为学法律的人要关注国家发展，要敢于担当责任，要依法维护弱势群体利益。

经费一直是佟丽华推动法律援助最大的挑战。目前，团队主要的经费来源是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。律师办一个案子，补贴2800元。这些案件补贴也就只够支付基本成本。假如每年中央财政拿出1个亿、每个省拿出1千万、每个地市拿出200万的话，累计下来就是十几个亿，这些钱能在中国培养1万名职业化公益律师。全年免费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，不仅保了民生，也保了稳定。建议由党和政府推动建立一批法律援助类的社会组织，培养一批社会化、职业化、专业化的律师，化解社会矛盾。政府要做的就是购买这种社会服务，并进行监管。这是佟丽华最大的心愿！

律师的作用就是引导、帮助包括政府在内的整个社会依法办事。不论政府和老百姓，如果都通过法律来解决矛盾，哪怕在法庭上唇枪舌剑，社会也是稳定的。如果解决矛盾的地方不是法庭而是街头，那社会难免引发冲突。公益律师或社会组织是中立的，对法律负责，由他们来化解社会矛盾，既能降低成本，又能提高效率和质量。

(本文来源：新京报 )